苏德的天天年年

来不及的事（《LOHAS乐活》2012年1月刊 卷首语） 

数月前，一位做公关的朋友辞职去旅行了，听闻她在年逾三十才想起要过gap year，和男友用一整年时间做环球旅行。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像素食者的素食者，体态丰腴，面色红润，凡事都冲在最前面，入夜趴体属她最high。至今手机相册仍保留了她在小岛度假村里，于暴雨骤风夜几杯鸡尾酒下肚后的疯舞照，可第二天醒来，她又是那个坐在餐桌前谈笑风生大谈生物保护的素食主义者。

又有一位相识多年的同事，在去年年中向我辞职去越南旅行，至今未归。就连微博的所在地都改成了美奈。她在海边做起馄饨排档的生意，一天300只馄饨“笃笃定定”。每当我在办公室坐到半夜，或者滞留在各种机场时，总会去她微博上遛个弯，看她游泳喝酒晒太阳插了朵鸡蛋花在脑袋上就好像是自己也分得了半点离经叛道的欢愉感。离职前，我问她接下去想做什么？她答我：“去做一直来不及做的事。”

就这样，2012年来了。

流传的各种说法，科学的不科学的，可信的一看就是迷信的，千奇百怪。好在不少人借着这个由头开始进行起了人生思索。谁都会有半夜看异国异城租赁房相片而夜不能寐的离开冲动，尤其当那是一栋被热带雨林包裹好的设施完备的景观Condo，租金远实惠过你现在生活的城市。当地物价更是。与树同住，与鸟为邻，整面墙的玻璃窗，于此间展开常久不用的笔记本电脑文档，重新回到本行，做那些曾有千百个理由牵扯自己无法完成的事。

虽然gap year（间隔年）的概念，最早是西方社会青年人在毕业或取得学位后所做的整年旅行总结，但人生各有各的gap year，没有太早，也没有太迟。当然，除非末日情结的催化。而按照相对论的说法，就因为失去了参照物，真有全部的毁灭也就不存在毁灭。

于是，也有人惶惶于独存于世，可大部分的我们总不是生活的幸运儿，不是吗？

想要做的事有很多，不去做的理由也很多。生活不能尽如人意，才有了但求无愧于心的自我安慰。我们跨出一步去做改变，不固守精确尺寸，容许错误的发生，因为不确定的错误往往要比既定的正确更诱惑人。

所以并不因为是2012，也并不因为那些花样的流传说法，只是因为到了新历新年，到了传统农历的年末，我们是可以想想来年要做的事了。那都是你在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里总在告诉自己“来不及”的事。

                       ——苏德

每次走路回来时，如果遇到冷天，冷飕飕的风，慢悠悠走着，从不拐道流连小店或者零食铺。大部分都会停在小李水果店门口，很少数会在它隔壁的花店顺一把鲜花。

发现有很多想说的。就像有很多想要想的，可走在路上，风那么一吹，头脑清醒得要死就什么都不能想了。此生最多的眼泪都留在了机舱里。

令人暂时忘了冬天的问题。

友善、信赖与共生（《LOHAS乐活》11月刊 卷首语）

就是这句话，后来惹怒了汤老板——

“嘉善老市这个庭院就是人和动物共存的一个生态环境，如果我们为了生意或取悦某些客人就要把猫、鸟赶走，那凭什么说，我们是LOHAS的一个社区？……”

可John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餐饮行业最讲究卫生环境，有来路不明的动物在餐厅周围活动，会令客人对其餐厅提供的食物心存怀疑。并且，流浪动物有时还会存在攻击孩子的危险。

此番争论，后来也演变成整个嘉善坊住户、店家和客人们议论的话题。而类似的争论其实每天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关于“人与动物，究竟该如何相处？”“人该不该吃狗肉？”“动物保护主义者是否是偏激一族？”“猫狗是否对孕妇不利？”的讨论不绝于耳。

作为自诩高等动物的人类，在拥有科技进步发展成果的“武器”和“能力”后，也拥有了对自然界所有生物的生杀大权。对其他物种生命的蔑视，导致了滥杀和生态破坏的出现，这其实是人类对自然界集权统治的悲哀。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却有不少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发现，即便人类对动物不友善，但动物对于患有疾病的儿童或者成年人，有着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实例——训练后的狗可以用于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免于受到生活中的危险；可打破帕金森患者在尝试行走时与正常人之间交流的隔膜。美国兽医Marty博士和Danelle Morton还合著过一本书，名为《宠物的治愈能力》（2002年，由Hyperion公司出版），他提到过一只名叫Dakota的金毛寻回犬，这只猎犬可以在它的主人Mike Lingenfelter的心脏病发作之前就发出警告，提醒它的主人离开压力较大的环境，同时取来预防药物给它的主人。

当然，在对治疗动物进行研究时，最富有挑战性的部分就是证明治疗动物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他说：“你不能随便就拿一个动物来进行动物辅助治疗的研究。进行这类研究的动物需要经过良好的训练，要值得信赖。同时治疗师还必须了解如何使用这一治疗动物，充分发挥它作为连接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纽带作用。”

由此可见，关于对动物的偏见、轻视和“不干净”的论断，是阻隔人类和其他物种相互信赖与共生的主要原因。

尊重生命，尊重自然规律，是人类永远要学习的话题。

而也许很多人早已体会到，在人来人往之后，忠诚地陪伴在你身边的，不是山盟海誓的情人，不是二十四孝的儿女，不是朋友，而是那个你在最初随口为它取了个名字的“小朋友”。它等在你回家的门口，它不会说话。

                                                                                  ——苏德

不贪心，慢慢来 （《LOHAS乐活》10月刊 卷首语）

约是几个月前，同事楼悦接到一位读者的来电，对方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他姓孙，是位商人，住上海市郊青浦，家中有院有竹，有芭蕉有柚子，还有一池的锦鲤。他从客厅案头上取下一颗干瘪的柚子，说是去年自家树上掉下没吃完的，顺手搁着等它慢慢干瘪，反倒也成了好看的“清供”——那正是让他在餐厅里和《LOHAS乐活》结缘的一次选题。

其实那个聊天的下午，后来很快因为日常各种杂事而淡出记忆，如若不是因为这几日，始终思量着关于“慢”的命题，甚至是连那顿清淡可口又家常的午餐也要不记得了。包括常年往来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孙先生家酿的西瓜皮咸菜及茉莉花酒，和他给我们推荐的那好些书。我们问过他如何能在忙碌的生意面前，保持这看书、听曲儿、种树、养花的闲情？他答“不贪心，慢慢来”。

最近又常有人和媒体再次提及“慢”，“慢生活”、“慢下来”的话老生常谭。

要知道在过去的语义中，“慢”和“贪”一样，都是贬义词。《广雅》释其为惰，除此之外，还有不及时、骄傲、生疏之义；而“快”却是个实在的褒义词，《说文》言：快，喜也，“快”还有灵敏、舒畅、高兴的意思……

可偏偏在高速时代，“慢”竟忽然有了贬词褒用的性能，“快”却受到多方责难。这应该就是个词语世界里“物极必反”的上佳案例。

而我们到底要不要“慢”，如果要，如何“慢”？

就像意大利最早的“慢运动”（Slow food movement，1986年开始，意大利人Carlo Petrini发起推动）其实是具体到民众反对一爿开在街角的快餐店而引发的一样，世界上的各种对于“慢生活”的呼吁和向往，也非空口信谈，它们都有真实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压在何处，压弯了什么，才引得反思和考量。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Levine和同事们曾做过一场关于“生活的节奏”的研究，他们用三种尺度对欧美不同的国家时间进行了划分——在市区内人行道上人们的行走速度、邮局的职员卖一张普通邮票的快慢、公共时钟的精确度。以此来计算该国的生活节奏。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生活节奏的快与慢，除了你的个人体验和自我感知外，是可以有具体衡量方法的。

早在今年年初，我们委托尼尔森网联（NCC）对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国人生活状态进行调研，并于9月颁布了《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乐活状况调研报告》（2011版），调查显示，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乐活，而其一大原因在于“生活节奏快和压力大”，这也造成了都市人普遍有的焦虑、浮躁和耐心缺失。具体的衡量方法是：是否有耐心等10分钟的电梯，而不频繁按按钮和看楼层显示器？是否在超市结账时，能对前位翻找了3分钟零钱的客人不抱怨？是否能在各种等待里，放下你的智能化手机？……

这也就促使了我们本期思考关于“理想生活”的话题。

为了避免老生常谭，我们将6种“慢方式”做了自己的排列组合，组合而成的“食育”、“游学”、“安居”和“乐业”，它们就是一种理想生活的范本构成，其实也终人一生——对孩童的食物教育，对青年的游学期望，对中年的安居达成，以及贯穿人生的慢工作和乐事业思想。

回到开始之前的那位孙先生说的“不贪心，慢慢来”。其实理想生活是个并没有那么好“达标”的概念，个体的感受不同又影响了是否理想的结果。但也还是那句话：不贪心，慢慢来。虽然佛教中所言的“覆盖众生心识，而令其烦恼”的五毒“贪、瞋、痴、慢、疑”里，“贪”和“慢”是并列的。可此贪为彼贪，此慢却非彼慢（此慢为轻视与傲慢，和速度节奏无关）。

就跟猜不透的人一样，“慢”这个字，因其复杂就有了探讨的乐趣与好奇。

                                                                        苏德

中秋陪父母去了常熟。一座离上海很近，以前却从来不会想到要去的城市。每天早上，他们去逛芦苇荡、爬山、登塔、兜公园；我就睡到自然醒，还是慢慢吞吞去寺庙、博物馆和古玩市场。非常喜欢兴福寺，喜欢那在虞山山门处的“门外不相关，岁越桑田成沧海；胸中无所得，半是青松半白云”的对联。

外婆走了已经21周年，9月10日是她的忌日。在兴福寺为她点了灯，捐了钱。

常熟的古玩市场居然在翁同龢故居的一隅，兜来兜去看看，大部分都是假货。最后一天父母陪我去找古琴博物馆，绕了七八拐，终于到了一条胡同，外面一点指示牌都没有，门槛却高得吓人。虽然每张古琴上都写有“请勿触摸”，但还是忍不住弹了。可能因为博物馆里除了我们仨，没有别的游客，连打扫的人也停下来听，没有打断。

有一张琴很好阿，是虞山琴派的祖师爷留下的。

觉得以后要多去点上海周边，安静，人少，又很方便。

翁同龢故居&常熟古玩市场

兴福禅寺&蕈油面

市立博物馆里的阿拉伯文青花瓷器，市区的湖以及海鸥，藏书羊肉面面

异地的原乡 （《LOHAS乐活》9月刊卷首语）

初去台北是9年前，绕了大圈子，从香港转机耗了一整天时间，到桃园时已是傍晚，天光快收完了，机场有点陈旧，巴士昏昏沉沉地开在前往台北的高速上，两旁是田和树。那时，是我生活的大陆城市正在大规模“除旧建新”的年代，当巴士一个转弯进入到台北街巷时，在路灯下，这座城市像极了迟缓的老人，可路上又时不时疾驶过一辆体积窄小的机车，恩爱地坐着对男女，7-11门口是悠闲的趿着拖鞋在打投币电话的男人。

那次在台湾待了10天，从台北到台中。其间在台北见到很多台湾作家，大都第一句问话便是：对台北印象如何？被问的时候，就要仔细想想了，想来想去，回答的都是：和过去的上海有点像。我想，我说的过去，也不知是再往前推的多少年？总之是在上海还没有林立高楼和巨大反光玻璃的年代（当时的台北101也还未存在），街巷羊肠、道路逶迤、人们闲闲地逛着，没有目的性，脚步自然也就缓慢。

记得当年的台湾作家骆以军恰好在写一篇小说，叫《都市运尸人》，写一位父亲在家过世，儿子因没有钱将尸体送去城南的火葬场，而选择在轮椅上用毯子将父亲盖好，坐一条贯穿城市的地铁，送去城南。没有人发现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有何异样。儿子一路上就轻声地和父亲说话，父亲瘫痪的十几年来从没有坐过地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说那是真事，新闻里报的。这条新闻在当年引起了岛内不小的震动，台湾人反思着都市弱势人群的生活景况，更多人在捐款，做善事。

9年后，在上海再次遇到骆以军，聊起这个小说，轮到我问他：对上海印象如何？当然这肯定不是他第一次来上海。他回我：这次的上海我有点点熟悉和认识的感觉了哦！因上海的“变”也开始慢了，不再“日新月异”——其实未必它就是个褒义词。

由于年中台湾开放了自由行，计划再去一次台北。我问他台北现在如何？他答：没怎么变，还是旧旧的，你一定能找到大部分以前去过的地方。而他也一直住在一条叫做温州街的地方。

这9年间，在2006年，台湾首先接纳了西方“LOHAS”的概念，并将其翻译作：乐活（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本刊物的名字的由来）。这几年岛内还出现了许多乐活族，实践着乐活主义。不少高薪族群回归乡野，种植有机蔬菜，开咖啡店、民宿，倡导环境保护，爱护自然，用健康的生活方式，面对人生。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除此之外，公众事业的选择，则将很多建筑规划为“绿建筑”以节约能源，每年1000栋的绿建筑约可节省3亿度的电、1300吨的水。而更多暂时无法离开都市的人们则加入到了义工行列，以善心和爱心维护生活的城市。

其实，这也许是我们今后生活城市的未来蓝本，诚然心中存善，才得大爱，才有乐活。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
一颗呀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
开尽梨花春又来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不醒的梦

——三毛

食物能给我们什么？（《LOHAS乐活》8月刊卷首语）

早年常是久居海外的人，回到大陆来想吃某种少时的食物，走街窜巷，可能找的只是一张大饼一块臭豆腐或者一碗柴板馄饨。寻到了，在油腻腻的小吃店坐下，闹哄哄里吃完，问他好不好吃？仔细回想一下，总是还和记忆里的有差别。但因为离家太久，吃得更多的是氛围，边上有那么多乡音袅绕，市井的话题小孩的哭闹，便和热腾腾的蒸汽一起成了感动。味觉退而其次。

也常听人唠叨，什么什么不如以前好吃了，肉没肉味，菜没菜香，就连水果也只剩单一的甜。菜场里的标价牌一天一个新高价，却也没见菜贩脸上增添喜悦神色，只是他们真的是会在末了送上一把葱，聊表心意。但如今的菜贩就真的只是菜贩，他们在蒙蒙亮的清晨去批发市场进货，在天黑后收摊。至于那些菜与蔬果是怎么种出来的，产自哪里，好不好吃，一概无知。

记得小时候陪外祖母兜菜场，她说不了标准的沪语，但也能站在几个相熟的菜摊前用更蹩脚的本地话和菜贩闲聊半天，大都问他们今年的收成，自己在家吃什么，以及下个季度能吃到什么田里的时鲜货？那时的菜贩多是市郊的本地人，他们种菜栽果养鱼畜猪，除了应付家里的口粮外，会把余菜余粮驮在黄鱼车上到市区卖。当然，那时的郊区还没被大规模的化工厂、制药厂占领。那时的郊区还有清清池塘和透蓝的天。

其实对吃，一直不敏感，好吃的不好吃的，只有到“吃不到了”才会深刻。

前不久，做过一个梦，梦见过世已二十多年的外祖母从冰箱里端出一盒塑料着哩杯，里面是我最喜欢的她做的冰糕。梦里有没有吃我忘记了，但始终记得那冰糕的特殊滋味，有蛋香，有奶味，有碎冰渣混合在一起。她过世后很久直到前几年，偶然在某饭店吃甜品时吃到味道一模一样的，当场就愣了，有种失而复得的惆怅。后来，每到夏天就常去那家饭店打包甜品。因为食物给了我们想念的机会。

美国科学家格尔森在1996年提出过一种新理论——腹脑。它解释了为何“吃”会承载记忆的功能。通过大量研究，格尔森通发现“腹脑”实际是一个肠胃的神经系统，拥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分布在消化道内壁、胃部、大小肠的组织细胞皮层中，由负责信息交换的神经元和众多辅助细胞组成，结构与“真正的大脑”完全相同，只是神经元的数量要少得多。

而我们的胃部活动及消化过程，就被“腹脑”高智能地监控着。它能观察食物特点，记录食物滋味，并控制着吸收和排泄。当我们吃进不洁的食物或者与自身不合的食物，就会有不舒服的反应，本能地做出呕吐、痉挛和腹泻。“腹脑”还具有与大脑记忆功能有关的同种物质，它有自己的记忆功能，也能感觉肉体和心情的伤痛。调查发现70%患有慢性肠胃病的病人，在儿童成长时期，都经历过父母离婚、慢性疾病或者父母去世等的悲伤。

如此说来，那些一生“寻味”、或总在抱怨食物不如过去好吃的人，只是恋着旧的，对记忆撒娇的食客。他们大部分只是记得过去某一刻的好滋味，而忘了更长的时间里，时代与这不太负责的人心社会已经让我们的“腹脑”记录了更多不好吃不健康的食物。

                                                                                                    苏德

在读高中时,有个玩得很好的男同学是富阳来的.当时就知道富阳离杭州很近,却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周末去,居然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一晚住定下来,已经很累了.

夜里和人聊天,聊到一半,居然整个度假村跳电.电来的时候,我想说的和说出口的,就是"有种在高铁上的危险感"......

但其实来去坐的都是高铁,很准时;出来换10号线,很方便.45分钟到杭州阿,不就是地铁1号线从头坐到尾吗?以后可以多去玩.另,怎么有那么多棋牌室给我留言,,,,